比尔·盖茨打赌中国的小工厂将迫使跨国制药公司降价60%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这个慈善组织只花了1700万美元帮助一个大约有100名员工的中国小工厂升级技术。最终，中国制造的避孕产品成功获得国际认证。到2018年，它帮助低收入国家的妇女避免了130万例人工流产和近1万例孕妇死亡，为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节省了1.43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并迫使跨国公司将产品价格降至原来的近三分之一。
十年前，从小长大的老厂长张国强第一次看到国外慈善组织专家递过来的“免费馅饼”时，心里嘀咕，这不是骗子。
十年后，他终于明白了，“利用我们的工厂煽动价格，造福穷人，为市场上的两大巨头培养一个竞争对手。”
跨国公司有几个计划要关闭这家生产竞争产品的小型制药厂
是一个属于上海但不像上海的地方。该岛通过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与市区隔开。在岛上，到处都是树和农田。车子走在农田中间，前面突然“长出”一个大院子，中间两层，院子里挤满了人。到了午饭时间，女工们正从二楼的生产车间出来，涌进旁边的白色平房吃饭。
其实就在20多年前，那个地方确实是个农场——“长征农场”。张国强1972年到这个厂挂靠，当时他是农村的知青来到这个农场的。
1986年知青回城，张国强回上海10年，但1996年被农场领导点名，回到这个“塑料制品厂”当厂长。大华制药的前身是一家医用塑料制品厂，江浙沪典型的轻工工厂，擅长生产注射器和盐袋。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开发了皮下植入避孕药(皮肤植入)——技术，是一种植入女性上臂的技术，可缓慢释放左炔诺孕酮数年，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找厂家合作，但是没有正规药厂愿意合作。“剂型太特殊，生产工艺与制药行业完全不同。原来的车间不能用了，需要建新厂。后来我们长征农场插队回城的知青带头，开始合作。”
1992年，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和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联合研制出一种新型皮下植入避孕药，只需注射两次。
上臂内侧植入2枚长约2.4 cm的皮下植入物，由专业医务人员完成植入手术，时间约2-5分钟。
前计生委科技司司长朱耀华对这项技术非常乐观。长期以来，工厂最大的订单来自计生委药品管理中心，每年花费70万元购买2万套产品，发放到基层。
1996年张国强回到大华时，几乎是工厂最困难的时期，产品卖不出去，700多名员工在等工资。
1998年，一家外资制药公司找到了它，希望收购大华。“给了500万人民币后，我们不能生产(自己的产品)，但对方每年会支付200万加工费作为他们的代工厂”。
张国强找到朱耀华，朱耀华说：“小张，研究自己的产品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有困难。你要卖，我们没有办法(也不会怪你)。”
那一年，“只是‘减员增效’，一个月降了几十万工资，压力立马就减轻了。”经过慎重考虑，张国强拒绝了对方的收购请求。
“如果他们早来一两年，我可能会在裁员之前接受
1998年至1999年，有一名印尼华侨前来帮助完成在印尼的注册，并出口，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然后在2006年。
FHI360第一次派流行病学家马库斯施泰纳(Markus Steiner)前来参观。这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没能向警惕的老厂长解释他的免费馅饼。半年后，2007年夏天，马科斯找到了精通汉语和上海话的黛安罗，两人一起拜访。
这一次，张国强终于想通了这个免费的大饼。
第二次会议的效率非常高。不久，双方签署协议，FHI360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向大华提供了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技术支持，指导大华改造生产线，升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开展临床试验，在海外国家注册药品。大华承诺在未来向全球市场提供合理、安全、有效的皮下植入避孕产品。
大华制药的工作人员和FHI360的专家在实验室
协议签订不到一个月，张国强又接到了跨国制药公司的电话。张国强一句话没说就告诉对方，他已经和盖茨基金会资助的FHI360项目组签了协议，挂了方便。
马科斯透露，他从其他国际同行那里间接了解到，这家跨国公司甚至制定了几项计划，关闭生产竞争产品的小制药厂。
被搁置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当时除了大华还有其他替代公司吗？
“我们希望拥有它，但我们没有，”马科斯回答说。“在选择大华的时候，他们有着最丰富的技术和制造经验，这真的是唯一的选择。”。
马科斯的FHI360成立于1971年。它的前身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研究安全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法。根据当时的FHI360，避孕棒皮下植入(简称皮肤植入)几乎是东南亚、非洲、南美等贫穷国家女性最适合的避孕产品。
在非洲和东南亚，妇女对避孕方法的主要需求是长效和可逆的。在避孕方法中，皮下植入避孕针和宫内节育器是首选。但由于外科诊所的稀缺，以及当地观念和文化对子宫植入物的排斥，宫内节育器的推广难度很大，所以皮肤埋植胜出。
皮下植入避孕棒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价为一种安全、高效、可逆的长期避孕方法，但它有一个缺点，价格昂贵。
因为技术门槛高，直到本世纪初，除了两家跨国公司和中国这个小工厂，几乎没有其他公司生产皮下埋植剂。直到2012年，一套皮囊的价格为18-21美元，这对于贫穷国家的女性来说不容易普及。
2012年，在伦敦举行的全球独立计划生育峰会启动了计划生育合作项目2020 (——)。目标是到2020年使生活在最贫穷的69个国家和地区的1.2亿人获得现代避孕方法。
接受皮肤移植的非洲妇女
有需要的人买不起。这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皮肤被埋没的情况。在中国，情况有些不同。业内人士普遍评论墙内花开墙外香。
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1993年，由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和上海市橡胶制品研究所联合完成的上述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左炔诺孕酮硅胶棒皮肤埋植剂进行了多中心临床研究。
经全国11个分中心临床验证，我国自主研发的皮肤埋植剂避孕效果与进口产品相近。该产品于1994年获得试生产证书，1997年获得药品生产批准证书。
然而，就在获得批准文件的前一年，1996年，中国皮葬的使用量急剧下降。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主要是因为相关领导因为不了解产品机制而点名批评，造成误解。
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版皮下埋植避孕剂Sino-implant(II)发明人之一邵海浩解释说：由于皮下埋植以一种稳定的孕酮缓释替代了女性激素水平的周期性变化，并且由于早期产品还不够成熟，使用者在使用初期往往会出现非病理性的点滴出血，“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三个月到六个月”。
“出血不是病理性的。”即使时隔20多年，国内皮埋的发明者还是忍不住强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一直在努力减少埋藏产品中激素的持续释放，使这个量足以避孕，但使用者的不适可以控制在最轻微的水平。
但在1996年上级声明后，在我国计划生育的大潮中，“上环”成为可逆避孕的首选，由“七五”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皮下植入”技术获得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副作用”的影响，几乎被束之高阁，淡出了中国大众的视野。唯一的国家秩序主要是”，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相对于年手术量近千万、用户过亿的宫内节育器(IUD)，皮埋在中国的接受度和普及度并不高，年使用量只有几十万套，甚至几年就超过十万套。“主要用在偏远地区，四川，西藏等。在不方便用药和不方便去圈的时候。”虽然两者都是WHO推荐的安全持久的避孕方法，有效率在99%以上。
2006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伦敦计划生育峰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院研究员吴向马科斯提到了这种廉价且相对成熟的中国皮埋产品，这让这位饱受廉价皮埋产品匮乏之苦的计划生育专家成为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2007年，FHI360项目组专家向全球最大的以健康与发展为重点的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提出申请，迅速得到积极响应和资金支持。此后，马科斯和他工作的FHI360一直致力于通过全面提高中国墓葬的软硬强度，使中国的技术和产品达到国际注册标准。
打破跨国巨头的垄断
马科斯的计划是帮助中国的廉价皮革产品走向全球。一是可以利用中国制造业向世界提供负担得起的皮肤避孕产品，打破“有需要的人买不起”的僵局，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女性买得起，扩大的市场将进一步降低成本，形成良性循环；其次，平价竞争产品的出现将打破跨国公司对埋没产品的垄断，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煽动埋没产品的价格。
在这个计划中，核心的第一步就是帮助这个小厂的产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预审(PQ认证)。
通过此认证意味着该产品可以参与联合国大型公共采购项目。这些主要购买者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人口基金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美援署等组织。这些组织购买的药品将无偿发放给以非洲为主的贫困国家和地区。简而言之，只有通过PQ认证的产品才能被大型国际慈善组织购买和捐赠。对于厂商来说，产品有着稳定而巨大的市场。
外国人对这种产品有需求，对大华来说并不新鲜。1999年，印尼华侨同意他们每年购买60万套。“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注册，然后作为代理出售。销量不错。多年来，每年从我们这里订购60万套。当时中国只有10多万台，印尼这个订单是很大的，”张国强介绍。
当然，老厂长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了印尼的出口订单，中国产品有了“走出去”的证据，进入了国际组织的眼中。“也许FHI360在印尼没有市场就不敢找我们”。
国际基金会的帮助方式也让老厂长觉得和中国的思路“真的不一样”——他们主要提供专家和技术指导，但“几乎不投资硬件”。
为什么几乎不投资硬件？
马科斯对这个问题有点困惑。(这不是应该的吗？但他也解释说：“在我们的理念中(FHI360和资助我们的盖茨基金会)，接受帮助的私营公司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各方都为构建这个更大的愿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价格和质量的皮肤避孕产品。我们的工作是帮助，而不是安排。”
FHI360专家组与张国强合影(第二排，右四)
2010年，世卫组织正式接受大华的申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要求，要获得预认证，需要提交产品质量相关检验文件和临床试验资料，现场完成GMP认证。
38岁的宋斌是大华的总经理。14年前加入大华，几乎经历了预认证的全过程。他介绍：盖茨基金会通过合作伙伴FHI360提供的帮助主要是提高质量标准，提供各种技术和GMP合规支持，对产品进行检验、测试和质量控制。“增加了七项新的成品质量控制标准，这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和改进测试方法”。
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专家组到工厂进行GMP认证。那是在2011年，那一年，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多米尼加临床试验正式开始。
2013年1月，世卫组织宣布，大华的掩埋产品在两年内经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三次现场认证，通过了GMP的现场认证。但为了获得预认证，开拓国际市场，需要进行海外临床试验。正是在这一年，两家生产地下产品的跨国公司将产品价格降至8.5美元。
“我们预计(国际市场)价格会下跌，但当时没想到会跌这么多。”马科斯评论说，价格下降了近三分之二。他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大华的产品会定在50元左右，肯定有通过价格战压榨大华的企图。”
从2013年开始的五年几乎成了大华最艰难的五年，年订单量只有十几万台，最低的一年甚至不到十万台。
2016年，大华在多米尼克向世卫组织提交了临床报告。2017年6月，该中国公司生产的可在三年内实现孕酮缓释避孕效果的两类埋肤产品左旋植物(Levoplant)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预认证，定价为7.5美元。2018年和2019年，大华共收到220万套订单，2020年前三季度销售数据超过100万套，产品销往29个国家。“其实产品供不应求，主要瓶颈是产能”。
“我感到荣幸”
在新建的厂房里，44岁的钱玉萍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五年前，女儿回家读书。作为一名随行的母亲，她辞去了在上海的销售工作，去照顾她的女儿。在家里我控制不住自己。经朋友介绍，进入大华。“五险一金在这里交的比较正式，计件工作，如果人勤快，收入还不错。”今天女儿考上了大学，只有初中学历的钱玉萍成了组装车间的组长。因为大华的工作几乎不涉及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需要操作人员的精心关注，这里的工人大多是类似钱玉萍的当地农村妇女。
对于这个项目，盖茨基金会通过其合作伙伴FHI360投资了1700万美元，大华投资了2000万人民币，其中约1.3亿人民币投资于这个只有100名员工的小工厂。
左起沈璐，流行病学家马科斯，盖茨基金会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华老厂厂长张国强
这个措施收获很大。来自中国的廉价埋肤产品拉低了埋肤产品的全球价格，从而打破了“需要什么买不到什么”的僵局。据RHSC数据显示，到2018年，全球皮下植入避孕产品采购量已超过960万件，占全球避孕药具慈善采购量的42.16%。
根据国际组织Marist的估计，2009年至2018年9月，大华的避孕产品避免了330万例意外怀孕和130万例人工流产，几乎相当于避免了近9000名孕妇死亡，为全球公共卫生机构节省了1.43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利用大华煽动价格，造福穷人，为市场上的两大巨头培养一个竞争对手，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出发点，我们只想以后明白，聪明一点”。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国强这样跟我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使成千上万的女性能够决定自己的生育能力。关于这一点，钱玉萍说：“我听过(一些故事)，一直在生(孩子)，生过七八个孩子。谁都受不了。像避孕药，他们可能买不起。现在我们的产品可以帮助这么多人，我感到很荣幸。
李珊珊|撰稿 徐卓君|编辑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