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和欧盟都关注的「网络素养」内容有哪些？
12月26日，,青少年网络素养与教育创新论坛 （ 点击查看）在北京举办。,这场论坛讨论的核心主题，便是数字素养（网络素养）教育。的详细信息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素养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关于信息素养、计算机素养、网络素养、数字素养的讨论从未停止。
当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素养”因其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加丰富的概念内涵，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数字素养的内涵已经从简单的使用电脑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演变为兼具社会属性与价值立场的素养概念，它关乎人类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获得美好生活，如何保有人性的温度、进而关怀和改变社会的能力。
有趣的是，这样的讨论也从侧面回应了某些对于人工智能将“统治”人类的担忧——在数字化时代，只要人类能够适应科技迭代，并继续保有作为人类的美好品格（责任、同情、包容、好奇、反思，等等），我们便有望成长为真正的“数字公民”，而非技术的附庸。
因此，我们将通过几篇文章，持续探讨“数字素养”这一话题。
文 | 林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
伦敦大学学院(UCL)哲学博士
史晓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
当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米德提出“后比喻文化”的概念时，她可能没有预料到在当今媒体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年轻人把自己的文化回馈给老年人的现象会实现。
数字媒体迭代频繁，传统媒体加速转型；社交媒体方兴未艾，既然媒体大行其道，共享媒体整合资源，智能媒体连接一切；两个微端强势出击，短视频遍地涌现，电商平台如火如荼，网游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准备好出发了吗.
乐观的研究人员认为，在这种新媒体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更多地扮演了“数字原住民”的角色。与“数字移民”的长辈相比，他们更熟悉新媒体生活、新媒体知识和新媒体技术，从而在认知和学习上更加得心应手，从而获得一个独立成长的绝佳机会[2]。
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数据显示，数字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渗透日常生活，创造了多元化的网络虚拟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青少年的身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长辈相比，他们的娱乐消费、学习工作、社会活动、政治参与、公共服务等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人反过来对长辈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
可以预见，为了寻求更好的数字生存和发展机会，我们都需要向更年轻的数字原住民学习，培养适应变化、保持冷静和灵活应用数字时代新兴媒体技术的能力。
玛格丽特米德
但米德也坦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青年文化主导的“逆向社会化”并不是万能的，它可能会困扰“向财富学习的长辈和前途未卜的年轻一代”。
这是因为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的人共同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不确定的未来”，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向同一个移民社区迁移……他们就像探索新大陆的拓荒者一样，缺乏应对新环境所需的一切知识”[4]。
长者丰富的内在经验不足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导致话语缺失和信仰危机；但是，年轻一代失去了既定规范的约束和引导，在大胆尝试新事物的同时，也尝试过，也犯过错误，犯过错误，改正错误也很用心。
纵观传媒社会的“新世界”，充满了各种新鲜的危机和挑战。比如，网络社会欺骗、网络游戏成瘾、网络性暴力等“顽疾”至今未找到良方，层出不穷的“小说病”，如：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欺凌、网络举报、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等。33300.43333333446
这些都是人们的现实遭遇和真实困惑，但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来不及指导和应对的数字化生活难题。
谨慎的研究人员指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数字移民”，因为他们在数字媒体面前无所适从，所谓的“原住民”和“移民”不能简单地按年龄和世代划分[5]；“数字原住民”并没有在各个领域争取到“数字移民”，而“移民”可能比“原住民”有更好的学习方式、认知发展、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6]。
因此，面对复杂的媒体环境和多元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不仅要增强个人抵御媒体风险的能力，还要重塑跨代、跨圈子、跨文化的共同伦理和价值观。
为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国际社会开始重视“数字素养”，将其视为个人在数字媒体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所必需的综合素养，并致力于推进相应的“数字素养教育”。
当谈论“数字素养”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数字素养是个舶来品。英语最初的字面意思是读写数字信息的能力，即访问、理解和使用计算机网络数字资源的能力。在“数字素养”提出之前，21世纪关于“新素养”的概念层出不穷，如信息素养、视觉素养、技术素养、计算机素养、媒体素养等。虽然各有侧重，但不足以凸显互联网数字化时代的素养需求[7]。
直到1997年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发表了《数字素养》 [8]，这个概念才逐渐为人所知，并被人们频繁使用。Gilster试图从11个层面定义数字素养，从“访问和使用网络计算机资源”到“认识到网络上他人的存在，拓展与他人讨论问题、相互帮助的能力”。他最终得出结论，数字素养是关于“掌握思想，而不是打字”[9]。
可见，这其中不仅包含数字技术应用技能，还隐含在数字空间中理解他人、与人共处的综合能力。
中国学术界认为，以色列学者约兰埃舍特-阿尔卡拉(Yoram Eshet-Alkalai)也为数字素养的理论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10]。埃舍-阿尔卡莱在2004年和2012年提出并更新了他的数字扫盲概念框架，涉及六个层面：
第一层是“图片——视觉素养”，意思是理解视觉图片信息的能力；
第二层是“再创造素养”，即整合各种现有媒体文本(文字、图像、音频等)的能力。)进行内容创新和意义重构；
第三层是“分支素养”，即利用非线性信息搜索策略，从碎片化的信息中构建知识的能力；
第四层是“信息素养”，强调批判性思维能力，区分信息的适用性；
第五层是“社会-情感素养”，强调借助数字平台进行社会互动和情感交流的能力[11]；
第六层是“实时思维能力”，是指在高科技机器、多媒体游戏、网络教育等复杂环境下快速处理大量高度刺激信息的能力[12]。
正如Eshet-Alcalay强调的那样，这种数字素养模式侧重于六种思维技能，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与现代数字环境互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数字素养的内涵已经从最初的关于“理解和使用计算机相关数字资源和信息”的“基本生活技能”逐渐演变为“通用素养、创新素养和跨学科素养”的数字时代新的素养模式[13]。
欧美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公共图书馆、大学科研机构、计算机互联网企业和社会组织联手，不断推进数字素养理念的建设和普及。其中，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数字扫盲框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自2005年以来，欧盟为普通公民、消费者、教育机构、民间组织和教育工作者推出了数字扫盲概念框架[14]。除了强调应用信息、数据和技术的实际素养以及理解和评估数字内容的一般素养之外，它还扩展了“公民素养”和“专业素养”的维度。
《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 (DigComp 2.1)从2017年开始更新，是关于普通公民如何更好地应用数字技术促进自身发展，参与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15]；同年，欧盟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Edu)关注专业教育工作者如何通过提高他们在数字时代的教学能力来培养创造性、批判性和生产性的数字公民[16]。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析总结了欧盟等世界各国现有的数字扫盲框架，最终形成了《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包括7个扫盲领域和26个具体指标[17]。(见下表)
教科文组织数字全球扫盲
从欧盟和联合国的政策框架建议来看，目前对“数字素养”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领域，即“数据技术素养”和“数字公民素养”。
前者侧重于理解、操作和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后者侧重于在数字环境中构建公民身份，保护其隐私和安全，平衡其权利和义务，促进其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强调公民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就未来的教育改革而言，数字公民是道德教育、法治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环境教育、健康教育、教育公平等诸多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从 “数据技术素养”
到 “数字公民素养”
通过追溯和梳理与数字素养相关的重要理论框架，不难发现数字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从“数字技术素养”大幅度扩展到“数字公民素养”。于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数字公民教育诞生了。
我们将其定义为一种教育模式，帮助人们面对和解决数字时代遇到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和心理问题，努力提高人们在数字媒体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质量。
近年来，一些国际学者明确提出了“数字公民教育”的概念，构建了理论框架，并在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加以推广。
例如，凯瑟琳蒙哥马利认为，在讨论未来的数字公民教育政策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时，必须认真考虑一系列先决问题；为了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决定，我们需要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为此，他提出了以下五类教育政策问题及相关讨论[18](见下表)。
数字公民教育政策的五大问题及教育内容
美国的Mike Ribble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基于中等教育的数字公民教育的实践。他提出了数字公民教育的九个要素，包括：数字媒体的使用、消费、沟通、读写能力、网络礼仪、法律法规、权利与责任、健康与福利、安全[19]。
中国学者钱松龄在对李伯乐博士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数字公民教育概括为“三大主题九大要素”[20]:
•尊重：数字礼仪、数字接入、数字法律；
•教育：数字素养、数字交流、数字商务；
•保护：数字权利与责任、数字安全、数字健康。
在学校领域之外，一些社会组织已经开始参与数字公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例如，美国常识是一个非营利的独立组织，致力于帮助儿童更好地适应媒体和技术的变化。
2019年底，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45届国际道德教育组织(AME)学术年会，将会议主题定为“数字世界的道德与伦理”，邀请了数百名数字媒体世界的教育者、媒体研究者、一线教师和从业者，共同开启数字媒体时代道德与伦理教育研究的新征程。其中，“数字公民教育”成为热门话题。
2020年，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数字公民和数字公民教育的报告，名为《青年和数字公民（增强版）：理解数字世界的技能》(青年与数字公民(Plus) :了解数字世界的技能)。
报告明确指出，“培养数字公民”已经成为全世界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的话题。各种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学术界和非学术界)正在努力制定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方案，重点是年轻人需要掌握并积极参与数字世界的技能、想法和理论，旨在帮助年轻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拥抱数字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机遇。
然而，在更广泛的伦理问题(例如，安全和福祉、公民和政治参与、身份、权利和责任)上没有全球共识，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在本地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话和协商
虽然“数字公民”的概念框架和“数字公民教育”的课程体系仍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但基本共识是数字时代的公民水平代表不同类型的公民：
素养最低的数字暴民，会对线下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破坏；
识字率低的数字傻子容易被技术、数据、信息蒙蔽双眼；
数字移民，中等素质，徘徊在“傻子”和“聪明人”之间；
识字率高的数字原住民很容易应对技术变革，但未必能找到数字社会复杂人文社会问题的合适答案；
素质最高的数字公民将具备运用技术创造美好生活、运用媒体创造和谐社会的综合能力(见下图)。
总之，在当今媒体竞争迅猛的时代，如何帮助人们适应数字社会，实现跨代理解与合作，弥合代沟；如何构建与技术进步相匹配的人类知识、能力和价值体系，寻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识；如何在数字时代——充分利用这一形势推动教育改革，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些都是未来教育必须回答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也许“数字公民教育”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因此，笔者认为“数字公民教育”应纳入学校和社会的课程体系，并与现有的数字素养教育、媒体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相融合。
特别是呼吁现有的数字素养教育坚持以伦理为本位，以公民素养为核心，在未来的数字社会中培养合格的公民，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技术和设备的迭代、媒体形式的改变和社会生活的改变所带来的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应对“新媒体对人的挑战、异化和重构”的时代难题。
换句话说，所谓核心素养，并不是技术为王，媒体至上，而是应该更加以人为本，与人相关，比如：广泛的好奇心、同情心、正义感、责任感、媒体权利与责任意识、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参与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理解与适应的能力等。
从“玩数字技术”到“成为数字公民”的教育转型，可能会使未来的教育更加人性化、温度化和社会关怀化，而不是被机器、数据、技术和媒体所主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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