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20年了 种猪还是靠进口肉盘不稳:数据太离谱 企业缺乏合作
经过20多年的技术积累，业内人士预测，要真正开发出中国的“猪芯片”，“真正把肉盘子放到自己手里”，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一家提前签订合同并支付定金的生猪进口企业被卖方“放鸽子”，一场“非洲猪瘟”导致“外国猪”被切断，成为国内猪肉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人们已经能够“吃”了，另一方面，如果想吃到上等的猪肉，仍然要仔细权衡。随着腊肉制品年关高峰的到来，刚刚回落的猪肉价格又掉头了！
12月8日，市场上的黑猪五花肉价格高达97.8元/公斤。市面上常见的五花肉价格在25-30元之间。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以黑猪为代表的地方猪生长缓慢，饲养成本高，数量少，而白猪生长快，饲养成本低，已经占据了人们的日常餐桌。目前市场上90%以上的白猪都是“外来种猪”的后代。
数据显示，今年种猪进口总量预计将超过2万头，创历史新高，而国内种猪总量超过2000万头。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指出，这2万头进口种猪已经占到国内核心猪每年更新量的3-40%，这个比例非常高，说明我国仍然依赖进口种猪。
虽然养猪企业已经意识到不能让别人掌握命脉，但还是成立了养殖公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人才培养，大数据积累，尤其是联合育种等方面的进步。慢，有的企业甚至因为竞争而“垮”对方，有的业内专家甚至直言“数据太错”。
经过20多年的技术积累，业内人士预测，要真正开发出中国的“猪芯片”，“真正把肉盘子放到自己手里”，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土猪打不过洋猪，
如果都养土猪，肉价更加下不来
国内种猪场从国外原种猪场进口其祖传种猪，通过同品种纯繁殖扩大其祖传生产能力，通过纯种母猪与公猪杂交生产亲子二元种猪，即国内市场的种猪。二元种猪亲代出生的仔猪育肥后作为商品猪出售给市场，即三元猪。
“外国种猪”断供，不是废话。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国内养猪场往往通过不断的引进和杂交，取得遗传进步，产生大量不纯合、不能稳定遗传的优质基因。所以白猪经过几代养殖会降解，需要反复进口。如果进口渠道受阻，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加拿大、美国、丹麦和法国是我国主要的种猪引进国。2018年孟晚舟事件后，中加自贸区谈判陷入僵局，从加拿大引进完全搁置。相关公司的从业人员告诉红星资本局，“当时我们已经签订了进口种猪的合同，支付了货款，办理了手续。猪准备登机，但它们“卡住了”。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意想不到的麻烦。”
“今年进口了两万多头种猪。与中国2000多万头种猪相比，似乎比例不大，但实际上这个比例很高。”赵天养猪业育种主任卢静解释说：“进口种猪主要用于更新核心群体。国内理论核心群体数量在8-10万，年更新率50%-80%。因此，2万头以上的进口种猪已经占了每年更新需求的3-40%。这说明中国仍然依赖进口种猪。事实上，过去进口种猪数量从未超过12000头，今年更是再创新高，可能与非洲猪瘟的影响有关。”
卢静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说，“杜长大”(美国杜洛克猪、丹麦长白猪、英国约克夏猪)是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目前国内商品猪主要选用国外品种的外三元杂交或地方品种与杜长大的内三元杂交。这两个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周期短、饲料报酬率高、瘦肉率高、经济效益明显的特点。
与“外国猪”相比，中国本土猪需要1年才能长大，每增重1公斤需要5公斤饲料。新希望六和育种的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这导致了过去的肉品短缺，让人吃不起，买不起。
但国外猪6个月后放生，每增重一公斤只需要消耗2-3公斤饲料。此外，本地猪的瘦肉率只有35%，而外地猪的瘦肉率高达75%。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让市场偏好。
根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家畜家禽遗传资源调查，我国88个地方特有猪种中，约85%已经急剧下降，其中31个濒临灭绝。
“中国猪肉价格低，供应充足，因为中国养了地球上一半的猪；如果外国猪被切断，大规模养猪会导致更多的饲料消耗，并迅速推高肉类生产成本，那么肉类价格不会下降。”新希望六合养殖负责人说：“饭碗要自己拿，肉盘要自己拿。”
不仅种猪依赖进口
种猪检测设备也是以进口为主
防止白猪退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国外引进。但这样会造成依赖，容易被外国“卡脖子”。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朱力告诉红星市局，当地育种体系不完善，引进的优良品种无法得到很好的保存、繁育和改良，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
此外，根据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空运进口种猪的平均成本为3万元/头。但国内种猪价格不到万元/头。
根据Breck农业数据预测，2020年种猪进口可能达到2.2万头，创历史新高，未来几年甚至还会增加。预计2020年国内种猪需求量约为5500万头，但我国种猪数量仅为2400万头，差距明显。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本地养殖。9月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浩提出，养猪是“猪的芯片”，现在必须抓紧解决种猪国产化问题。
但业内共识是，本地养殖周期长，效果慢，投资比直接进口快得多，这也导致我国种猪长期依赖进口。
以背部脂肪厚度为例，赵天养猪业饲养的猪每年的进步是背部脂肪每年变薄0.04-0.1毫米。虽然消费者很难直观感受到这种变化，但测量一只种猪的背部脂肪厚度需要20元。另外，衡量饲料效率的平均成本是每头猪200多元，肉质等各项指标也需要在队伍建设、人员培训、设备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种猪检验设备目前主要是进口的。红星资本局了解到，目前一个背膘计需要10万多元，一个自动测饲站需要4-5万元，一个周期(4个月)只能测15头猪。
“之前我没有自己做‘猪芯片’，主要是生猪企业规模小，技术力量不足。国外引进能快速带来品牌效应和销售利润，短期效益明显，缺乏建立自己种群的实力和动力。现在猪企普遍有这方面的眼光和勇气。”被采访的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另外，我国生猪养殖的品种定位不明确。‘外地猪本地品种’培育的妥协品种生产性能不高，无法维持，迅速退出市场，进一步损害了生猪企业。对独立育种的热情。”
“基因决定了种猪性能的上限。只有通过养殖，才能打破养猪业的天花板。”卢静告诉红星资本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养猪业已经从一个散养大国发展成为一个集约化养猪大国。一些大型生猪企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养殖体系，可以自主养殖。养殖猪和进口猪的性能没有太大差异。
“在杂交选择、同质选择、避免近交的育种指导下，退化基本可以避免。”但她也表示，“但如果你想通过养殖带来产品差异化，或者取得比同行更好的业绩，生猪公司还是会从国外引进最新的养殖成果。”
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掌握了猪的鉴定和人工授精等应用技术，BLUP和REML等统计方法，DNA标记辅助选择，分子育种等，但这些技术的应用范围很小，没有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应用。
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
不良循环背后，行业缺人才、企业互拆台
我国虽然培育了一些新品系和配套品系，但仍处于引进-维护-退化-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引进后短期配种猪的性能有所提高，但没有连续配种。这些进口的“洋片”未能本土化，本质上等于单纯的传播。
一方面是由于育种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另一方面，原始数据的积累和准确性不够。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育种是一个冷学科领域，研究生阶段只开设“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很少有学生愿意毕业后养猪，大部分转行分子育种，或者留在学校，毕业后去科研机构。“养猪企业能给的收入没有优势。高校有人才启动资金、安置费等。综合福利更好。”一个猪企负责人考上红星资本局。
朱对红星资本局表示，“繁育技术本身与国外差别不大，差别在于大数据的积累。”他说养猪需要猪一代一代的进化，需要忍受足够的时间。没有捷径。“丹麦这个养猪强国，积累了几百年，而中国目前只有20年。”
与国外完整的遗传评价和营销体系不同，国内养猪没有准入门槛。朱力告诉红星资本局，中国与丹麦等养猪大国最大的差距在于联合养殖的水平。
所谓联合育种，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地区、省、全国)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和联合(跨领域)遗传评价，共享优良遗传资源(繁殖动物)。
联合育种可以扩大育种群体规模，从而增加遗传变异，提高选择强度；充分利用优秀的遗传资源，尤其是sires，提高育种效率。联合育种包括性能测定、数据管理、遗传评价和遗传交流、人工授精系统和网络信息系统，其中遗传评价是联合育种的核心。
美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养猪大国都在国家层面建立了联合养殖，实现了大数据接入，建立了专业化的行业协会。
以美国全国种猪注册协会(NSR)为例，1994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泽西杜洛克协会成立于1883年。协会建立了猪DNA数据库，所有2002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公猪，在有产仔记录之前，必须储存DNA。
NSR提供资金建立了种猪性能测量和遗传评估系统，对美国所有种猪场进行测量和遗传评估。所有数据都编入计算机联网数据库，通过官网分享种猪的养殖信息。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宪指出，生猪联合养殖在中国已经开展了2年多
动物遗传学、育种和繁殖博士王新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养猪场提供的数据简直令人发指。养殖规模2400头猪的猪场，从系谱分析结果来看，至少饲养了1200头公猪；从出生到100斤的生长速度是：每天增重1500克以上，料肉比都在1.5以下；大白母猪母系指数160-180，杜洛克公猪父系指数200以上。
一般情况下，猪场的公母猪比例一般为1: 25，人工授精的比例高达1: 100(也就是说母猪数量会比公猪多很多)；出生100 kg的仔猪生长速度是阶梯式的，每个阶段平均日增重分别为290 g、360 g、410 g、480 g、560 g、600 g、650g；目前，生猪企业的平均料肉比是2.4:1，即使是世界最高水平也只有1.833601；大白母猪的母系指数为100-110，杜洛克的父系指数为110-120，美国最高纪录仅为174.7。
另外，猪场之间的基因交流也不多。首先，有人担心生物安全。第二，大部分养殖企业都想出售种猪，作为竞争对手，不愿意进行基因交换。
王立宪认为，联合育种要求生猪企业共享资源和技术，共同选择肉质好、生长速度快的猪种。目前，我国生猪养殖企业众多，竞争异常激烈。种猪场的建设环境、原种猪质量、技术实力、养殖水平、管理水平、运营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难以实现真正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生猪养殖企业，在共同利益凸显的情况下，可以先养殖再联合。”
自主“猪芯片”在行动
多家企业强力攻关，5-10年有望实现
生猪企业已经意识到养殖的重要性。
8月31日，新希望六合发布《关于投资设立猪育种公司的公告》，计划投资1亿成立养殖公司。除了新希望集团，像文和这样的大公司也参与了养猪生产。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耀生分析，30年来，生猪养殖企业民营化推动了现代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广东是典型代表省份。如今，标准化规模养殖为养猪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大型养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上产业化，生猪养殖企业专业化，集中度越来越高，区域联盟趋势加快。他认为联合养殖是大势所趋，生猪产业链专业化分工是必然趋势。
根据鲁的预测，中国的种猪将需要5-10年的时间才能从进口走向完全国产化。“首先，族谱的世代不能断，至少五代以上。其次，一批的计量数量要在1000头以上。根据需要定制索引至少需要5年的数据积累。”
“10年太长了，争取5年。”新希望六合养殖相关负责人认为，“养殖工作不仅是一项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工作，也是一项效益滞后的工作，因为它的价值只能在商品猪方面实现。”
据介绍，新希望已投入5亿生物资产，拥有1.05万头原种猪，还需再建1.2万头。估计还需要5亿资金，才能有2万多头原种猪。之后还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进行选种和繁育，这样才有希望开发出具有知识产权的新型“猪芯片”，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内育种企业大举加入国外育种体系。一是长期积累了庞大的种猪数据库资源；二是为对方持续改进的优良种猪(精液)资源；三是规范统一可信的基础育种工作。
11月19日，河南省王静生猪养殖改良有限公司正式与法国库柏集团签约，就中法合资高端种公猪养殖站项目达成战略合作，将与
新的希望是尽早与世界前三的海伯尔公司合作，从加拿大引进原种，在四川江油建立原种猪场；同时，在山东和海伯尔成立了一家养殖有限公司，拥有45%的股权。
2015年，新希望投资收购了陕西杨凌本相农业有限公司，杨凌农业有限公司与世界最大的种猪养殖公司PIC建立了合资企业，拥有其51%的股份。通过这次收购，新希望和PIC也展开了深入合作，建立了自己的种猪数据库。
红星记者吴丹若
编辑白
(下载红星新闻，举报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