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坚持要父母离婚 办婚姻保险 今天少女遭遇不幸 哭着问:这是报应吗？
当初我下定决心远嫁，父母气得和我断绝关系。我和老公都以为有了孩子，他们可能会改变态度，但是这个孩子来的不容易。结婚两年，她怀孕了，怀孕第一个月就红了。医生说是先兆流产。她要吃黄体酮两个多月，卧床两个多月。这个小生命终于安定下来了。到生产的时候，孩子已经被羊水惊呆了，哭不出来了。经过紧急抢救，他被送到新生儿病房的保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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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一场灾难，那么接下来的成长过程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两岁的孩子突然得了小肠疝气，哭的时候肿了一个大包。于是年幼的孩子不敢哭，在全身麻醉下经历了一次危及生命的手术。我终于长到了四岁多。刚去幼儿园小班，被诊断为“髓母细胞瘤”。我看着瘫痪在床的女儿，哭着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是我不听父母的话得到的报应吗？”
我叫崔艳芳，来自安徽。因为家里有弟弟妹妹要照顾，家庭条件不是很好。18岁之前，在村民的介绍下，我去了北京百家大院做茶艺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遇到了我的丈夫王浩，他也在北京工作。他来自河北沧州的农村。我父母非常反对我们的婚姻。他们觉得河北离安徽太远，如果被欺负了，没人能及时帮助他们。两年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父母都拒绝了，甚至和我断绝了母女关系。
2012年，在没有亲戚祝福的情况下，坚持要和王皓领结婚证。到现在很多人还在问我：他到底有什么好，就这么不听父母的话，寒酸的嫁给了自己？其实对他也不是很好，家庭也不好，但是和他在一起我能感觉到很踏实。“有了孩子，也许我的父母会改变。”我一直认为生孩子可能会缓解我和父母之间的冲突。但是为了有这个宝宝，我们等了两年。
终于怀孕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就红了。为了挽救这条生命，我吃药打针，卧床两个月，终于投入生产，但孩子因为羊水呛到全身发紫被抢救送到了保温箱，出院后平静了两年。2016年，诺诺因突发疝气再次住院。老人说，忍忍吧。三岁以后孩子就好了。
“我们的孩子已经过了三岁。为什么不让她把病放下？”我经常绝望地问自己。2019年4月，诺诺开始间歇性发烧。在当地医院长期治疗后，我尝试去中医院给孩子做按摩。出乎意料的是，当医生按摩时，他感觉到诺诺腹部左侧有一个肿块，我们立即在医院进行了b超和增强CT检查。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怀疑是肿瘤。一听到肿瘤这个词，我立马就晕了过去，老公扶了我一把。丈夫说，现在是怀疑，不是诊断，我们还有希望。经过许多波折，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医院的“神经母细胞瘤”检查，瞬间摧毁了我们来时的一切幻想。那一刻，诊断书上刺眼的字迹告诉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只好咬紧牙关治疗诺诺。查查在北京那几天的开销，让我们知道，面对大病，我们的一点积蓄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患者介绍，我们终于决定带孩子去天津肿瘤医院治疗。疾病像山一样降临。几天之内，诺诺的腿被疯狂生长的肿瘤压迫，她瘫痪了。
“妈妈，妈妈。”在被一扇门隔开的治疗室里，不时传来诺诺的哭声。没有办法，我必须让我的诺诺活下去，我必须安定下来。我试图堵住耳朵，但眼泪像堤防一样涌了出来。孩子在天津治疗期间，我们夫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崩溃、恐惧、心碎，每天都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因为肿瘤太大，无法手术切除，医生只能先给诺诺化疗药物。
化疗的反应越来越明显，如恶心、呕吐、不吃不喝，诺诺的肤色开始变黑，全身肿胀。如果人生有什么黑暗时刻，化疗中的痛苦无疑是最合适的。在骨髓抑制阶段，血象中的指标几乎降至零，感染、发热、注射、输血与抗炎、输血与血小板输注已成为家常便饭。经过五次治疗后，诺诺被推进了手术室。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在他的肚子上留下了20多厘米的伤口疤痕，令人震惊。
现在治疗了9个多月，每天翻身，摆腿，按摩腿。诺诺可以从双腿瘫痪到逐渐清醒并扶着床走几步。这一切说起来容易，但过程真的太难了。只能说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的多。现在医生首先从诺诺提取干细胞进行冷冻保存，并建议我们以后考虑骨髓移植。到目前为止，前后花了40到50万，钱都有亲戚朋友帮忙，但是面对骨髓移植和免疫治疗却无能为力。
父亲每天拼命打零工送快递。自从诺诺生病以来，他已经捐献了30多个血小板(相当于2万多毫升的全血)。父母知道孩子生病了，老两口在找工作，加班。他们还在抱怨我，但是如果他们赚的钱多了，就让我弟弟妹妹给我回电话。每次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当初的愚蠢行为很窝火，辜负了他们的重恩。我想我只能用余生尊重孝顺来报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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