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民工讨薪记：3866万欠条和红手印 辽足已死！但球员要告到底
撰文/赵宇 发自沈阳
编辑/高雪梅
3866万、31个人。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
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职业足球的一部分。
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继续向更高级别法院上诉，无法预知结果。
岁末已至，讨薪路漫长且迷茫。有人在努力挣扎，有人疲惫失落，还有人因各种压力堆积患上抑郁症。
中国足球有8000万欧元归化特谢拉的传闻，也有31个人跑一年都要不到钱的现实——“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俱乐部解散、投资方早已剥离关系的情况下，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要到钱，不过所有人都说要把这场讨薪官司打到底，“总要有个说法！”
视界波第151期：辽足散了，但仍有一群人因为这个俱乐部挣扎，他们被欠的3866万，还能要回来吗？
一，没人管
讨薪一年的前辽足队员们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行动”是什么时候了，他们建了个讨薪群，最开始10几个人，后来越聚人越多，陆陆续续进来28个人，差不多所有人都被欠了一整年的钱。
欠薪是辽足俱乐部的传统，不过一般都会在年底把欠的钱给补上。所以即便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也没人闹，大家都知道这钱黄不了。
老规矩在2019年时发生了变化，球员们除了7月份领到两场比赛的奖金外，再没拿到一分钱。
据球员介绍，能拿到这两笔奖金主要是因为足协当时要求各俱乐部提供工资、奖金发放确认表，只有全体队员签字才能继续参加联赛。
俱乐部为让他们签字，发下这两笔安慰款。
2020年年初，又到签字时间，多数人为了保住俱乐部和饭碗，选择妥协，在没发工资的情况下依旧签了名，不过有7名国内球员和1名外援拒不签字，他们态度强硬，俱乐部一点办法没有。
5月23日中午，足协宣布辽足被取消注册资格。32小时后，辽足俱乐部官宣解散。
俱乐部其实早就不行了，如今不过是等来了死亡证明。所有这一切，队员们都心里有数。讨薪行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先找俱乐部要说法，结果到地方后发现已经搬家了。反复打听后终于找到了新的地址，没有领导，只剩下三、五个工作人员。他们和球员一样，也被欠薪。
后来又去辽宁省体育局，得到的答复是：“欠薪这事跟体育局没关系，得找俱乐部”。去了好几次体育局，终于在大门口堵住了局长宋凯，也没什么意义。
俱乐部没钱、体育局不管，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最开始被受理了，还准备召开听证会。可后来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
体育部门跑了一个遍，没能解决实质性问题，无奈之下只能打官司。
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讨还血汗钱的要求并不苛刻。可是折腾一年后发现，讨薪之路并不像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
二，被驳回
为打赢官司，辽足队员集体聘请了律师。按照王金兵律师的计划，队员们走司法途径的第一步是联系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只有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确定不受理仲裁之后才能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否则即便到法院也会直接判定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仲裁。
6月18日，中国足协以辽足俱乐部已被取消注册资格为由确定不受理球员们的仲裁申请；6月19日，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4天后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
不过劳动仲裁方面也表示申请人可以在接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20名球员、8名教练员（含预备队教练）、2个队医、1名会计在律师的帮助下先后向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讨薪行动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有10几个人拿到了有俱乐部开的欠条，剩下人的凭据是工作合同以及银行账户流水。
据前辽足球员郭纯全统计，俱乐部拖欠薪水的总数额约为3866万。自己手里有一张俱乐部开的欠条，欠薪金额是2326200元，包括了2019年工资、奖金、年终奖，以及2018年的奖金。
一张张按着手印的欠条和申诉书，成了辽足球员讨回薪水的最后凭证和希望。
目前困扰他们讨薪最大的问题是管谁要钱。俱乐部已经解散了，没留下任何固定资产。所以即便资产清算，也没钱。
“原来听说还有一辆大巴车，后来这辆车也没了。”郭纯全说。
大家都知道辽足俱乐部投资公司是宏运集团，可是从法律上来讲，宏运集团与辽足俱乐部早就剥离干净。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总共有5家，并不包括宏运集团。
不过球员们还是想办法搜集了宏运集团与辽足俱乐部关联的证据，认为宏运地产集团、宏运集团、辽足俱乐部等主体存在法人人格混同、人员混同及财务混同的情况，就是实际控制人，应当偿还拖欠球员、教练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并把相关证据上交到了法院。
12月7日，辽足球员收到了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他们的诉讼请求被驳回，理由大致是：双方之间争议事项发生在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中国足球协会会员期间。
职业足球球员、教练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因履行工作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由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裁决。
法院只受理了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诉讼请求，21日开庭审理，还在等裁定结果。
三，招人烦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认为球员讨薪的纠纷应该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问题是足协仲裁委员会6月就以“辽足俱乐部已被注销”为由不受理仲裁申请，这也让讨薪陷入无解的死循环。
按照规定，如果球员们不服一审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递交上诉状，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们按要求做了，是否还会被驳回，心里没底。
“走到今天这一步，感觉身心疲惫、心力憔悴。”作为讨薪行动的负责人，郭纯全觉得这件事已超出了自己的认知，有理没地方说，“处处碰壁，特别累。没人帮我们，谁都可以把我们当皮球踢。”
辽宁是一个有足球底蕴的地方，如今的国足主帅李铁也出自辽足。
为了讨薪这事，他们去了很多次体育局，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以至于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见到他们就说：“又是你们几个，咋又来了？”
他每次听到这话都很生气，“谁愿意一趟趟跑？我们是在维权，现在反倒成了招人烦的，难道被欠薪这事赖我们吗？”
“这些人不但不帮忙，反倒觉得我们很讨厌、招人烦。”
除了被踢皮球之外，最让郭纯全伤心的是俱乐部。他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2018年回辽足踢球找到了落叶归根的感觉，可俱乐部两年后就解散了。“从解散到现在，俱乐部没有任何态度，从不说怎么解决问题。搞足球时一口一个情怀，到如今这地步，情怀都去哪儿了？”
今年8月，部分球员和球员家属曾见过俱乐部董事长黄雁一面。后者除了安抚之外，更多表达的是一种爱莫能助的态度，“俱乐部确实没钱，有钱肯定会给。”
2020年年初，黄雁曾给所有队员开过一次会，跟球员们商量是否要在工资、奖金确认表上签字，他在会议上明确告诉球员：“宏运集团2018年年底就不想干了，想过零转让，但辽宁省内没人接。”
他告诉队员们，自己也清楚所有人一年都没拿过钱，但俱乐部目前的状况很难，“我今天不是来求你们（签字）的，也不是来劝你们（签字）的。我们这个家（辽足俱乐部）是否继续存在，你们说了算。”
黄雁在会上跟队员们说，沈阳浑南区政府每年会给俱乐部5000万，自己2018年年底废了很大力气才把这笔钱要了下来，给队员们发了那一年的工资和奖金。可今年确实要不到钱了，“即便你去打官司，人家也能找到不给这笔钱的理由。”
他开会时反复跟所有人强调自己是学法律出身，“如果（俱乐部）不往下走，只能退出，到时候工资、奖金你们肯定没地方去要。”
腾讯体育曾试图联系黄雁，但他的两个电话号码都无法打通。
四，抑郁症
辽足解散后，球员一边讨薪，一边找下家。一线队球员基本都找到了新的俱乐部，但收入比原来降低了很多。
郭纯全年初本打算退役，后来还是去浙江毅腾踢了一个赛季中乙。他在辽足的月薪是15万元，到毅腾后变成1万元，“虽然挣的少点，但按月发，从不拖欠。”
此前在接受腾讯体育专访时，郭纯泉甚至想过“退役讨薪”。
和一线队球员比，预备队球员的出路并没有那么宽敞，比如小A（编者注：为保护球员个人隐私，小A为化名）。2016年进入辽足梯队，一直到2019年。他在预备队每个月的工资是8000元，2019年一整年都没拿到钱。
除了被欠薪外，更让他郁闷的是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获得上一队的机会。“一队主教练还没说行不行呢，下面的教练就一直对我说：‘你不行’、‘赶紧走吧’。”
他既不解，又生气。
2019年3月，小A和交往了8年的女友分手。“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小A说，自己2018年被欠薪，当时经常花女友的钱。俱乐部2019年年初把上一年的钱补发下来，他第一时间把钱还给了女友。不过两人两个月后还是分手了，他那段时间非常苦闷。
2019年又被欠薪，只能靠借钱生活，“管各种人借，一年下来借了好几万块钱，现在都没还上。”
各种不顺利让小A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经常失眠，掉头发。本打算2020年年初找个新的地方踢球，但糟糕的身体状况和腿伤拖累了他，哪儿都去不了。
为了生活，他今年夏天到沈阳一家蛋糕店打工，每个月2000块钱。
身体状况依旧不见好转，每天失眠，凌晨3点多才能入睡，早晨6点多就醒。平时既不看球，也不踢球。他觉得活着很累、很烦。
今年10月，父母带他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阳光型抑郁症”。为配合治疗，每天都要吃三种药。
他说患上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踢球不得志，欠薪导致病情加重，“我从6岁就开始踢球，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实力没问题，却一直没上过一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欠钱的为什么如此理直气壮。我们找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不管。球队一解散，老板拍拍屁股走人。球员怎么办？白踢一年。我们找足协，结果说俱乐部解散了，不是会员了，一句话把我们给打发了，球员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
讨薪的辽足球员
“要说保障，无非就是到大俱乐部去踢球，可中国球员有几个能去大俱乐部踢球？”
小A接受采访时话不多，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只回答“对”或者“嗯”，上面这段吐槽是他采访时说话最多的一次，他也对“讨薪无门”这件事很不理解。
腾讯体育询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沉默一下后说：“没啥打算，现在已经看不到未来了……”
五，告到底
“如果最后要不到钱怎么办？”腾讯体育将这样的问题提给了几名正在讨薪的辽足队员，他们的反馈基本上都一样：那也要坚持到底。
“我们当然知道有难度，但还是希望努力试试，到处跑一跑。”前辽足球员张野说，这事既然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只能跑到底，没别的办法。
算上2019年的全年工资、奖金，以及2018年的奖金，张野大约被俱乐部拖欠了265万元。2019年年初，他曾在俱乐部的安排下前往德国疗伤半年，俱乐部给了20万元，他自己后来又垫了40万。
报销的发票上交了，钱却没收到，他在讨薪时也把这笔钱加上了。腿里现在还有两颗钉子没取出来，他想等疫情稳定了再去国外取钉子、做康复。
“讨薪一年，没有任何结果，特别累。我们都知道这钱要回来挺难的，但这事不能就这样就算了。”郭纯全说，他们会把官司打到底，“即便最后我们胜诉了，拿不到钱，也得有个说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打官司的机会都没有。”
讨薪到了这个阶段，辽足球员更多想的是“争口气”。
他们找到了原深圳红钻俱乐部18名球员2009年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俱乐部欠薪的判决书，最终的结果是球员们胜诉，拿到了钱。他们觉得10年前的案子都能胜诉，今天照样也可以。
“我是沈阳人，外地的兄弟全依仗我们这几个本地人帮着讨薪呢。有的时候也为难，将来肯定还得在这个圈子生活，也不敢因为讨薪把所有（体育圈）领导都得罪了。”郭纯全很矛盾，他觉得自己本该是被同情的，却又怕别人不理解。
整个讨薪过程中最让他感动的是大家的团结，“别看辽足这帮兄弟平时没啥钱，但到关键时刻都不含糊。我们在欠薪的情况下能保级成功，现在讨薪也还是一条心。俱乐部散了，感情没变。”
六，不职业
中国职业足球发展20多年，球员讨薪事件并不新鲜。不光是辽足，很多足球俱乐部都是畸形的发展，他们更多是依靠俱乐部投资和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存活，自我造血能力有限。
辽足俱乐部发展到后来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少，只能靠卖球员以及中超联赛的分红生存。
再到后来人卖的差不多了，又因降入中甲，没了分红，钱自然也就没了。
没钱，也没投入，只有死路一条。
死后没留下任何家当，投资公司早就撇清关系，讨薪的人没有任何办法。
腾讯体育与足协相关人员交流时，对方再次表达了跟仲裁委员会此前同样的态度：辽足俱乐部已注销，足协失去约束权力，球员只能去法院告。
“我认为中国足协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一位资深体育产业专家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认为中国足协没有规范俱乐部对球员的义务和责任，“足协在俱乐部解散前需要明确对球员的义务，仲裁委员会要负起对球员的保护责任。如果球员总在这件事上成为弱势群体，那么以后谁来踢球？”
俱乐部解散之后，球员成了三不管地带里的弱势群体，“足球民工”不是戏言。
这位体育产业专家甚至建议，足协可以动用之前收的“转会调节费”解决问题，“如果这笔钱存在的话，是否可以用来解决球员被拖欠的部分工资，这样也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位专家还表示球员可以向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FIFPro）寻求帮助。
一位足协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不健全，“俱乐部基本上都是投资集团的附庸品，生存依仗集团投资和当地政府资金支持。如果某一天集团不搞了，资金支持没了，再没有其他企业接手的话，俱乐部也就很难生存了。”
在这位足协人士看来，足球经济首先是门票收入，其次是电视转播权收入，最后才是广告和投资收入，“我们现在把最末端的收入变成了主要生存支柱，所有俱乐部都建立在一个不正常的生存基础之上，随时会出问题。”
实德、天海是这个原因，如今又轮到了辽足。中国足协目前正在积极推行减少投入的政策，也希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朝着更加职业的方向发展。